第03:巾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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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11日 星期四 出版 上一期  下一期 返回首页 | 版面概览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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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盏青灯
  □王斌

  1

  我一直很害怕珍大姐找我核对数据。

  那一场汇报会,我淌着汗,缩在阴暗的角落反复算着一组数据。我算了十几遍,可惜算的每次结果都不一样。我感到无助、孤独和迷茫。

  突然,我的手机亮了一下,是珍大姐打来的。我猛地抬起头,看到她在不远的汇报席看了我一眼。我立马放下圆珠笔,像一只松鼠窜到她身边。她拎着一串钥匙递到我手里,低声说,去我办公室,把放在桌上的那张数据拿来。

  我捏着钥匙立即朝她的办公室跑去,跑到却忘记了她刚才递给我的到底是哪一把钥匙。于是我就一一试过去,最后竟然都打不开门。流逝的时间用毛茸茸的爪子挠我的胃,我感到无比的惊恐。

  没办法,我只好失魂落魄地回去复命。等我跑到会议室,她已经在汇报了,我只得低着头悄悄溜回座位。整个汇报会,我的思绪好似粉色的棉絮漫天飞舞,心里做好被她狠狠批评的准备。

  散会后,我胆战心惊地把钥匙还给她。

  她问我,怎么回事?

  我撒了一个谎说,翻遍办公室,就是找不到啊。

  她哦了一声说,好在她都记住了。

  我当时想着,她回去之后要是发现那张数据,应该会怀疑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那时我刚到办公室当材料狗,我不仅笨,还是个数盲症患者。每串数字,多个0少个0对我来说都是差不多。那些激动人心的同比增长,在我这里都失去意义。

  而珍大姐却是个对数据非常敏感的人,每次交材料,我都像小学生交作业一样紧张。我看着她用一支铅笔飞速地检验我提供的数据,感觉空气都在流汗。

  “你算的数据,马上可以让我们镇的规上产值超过三区了。”她用铅笔敲了敲桌沿有点不高兴地说,“去,把小葛找来!”

  小葛是我师傅。她说这话的表情,好像是在餐馆吃到了头发丝,让我立刻把领班找来。

  自从我进办公室后,我经常让师傅陪我一起挨批。看到他欲哭无泪的模样,我感到无地自容。

  珍大姐刚开始并不知道我天生数盲,还认为我作风潦草、消极应付,看我的眼神都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后,她大概也认识到了我在这方面的弱智,于是就无奈地叮嘱我写好以后一定要让小翁帮忙核对一下数据。小翁是我师妹,名校高才生,智商120,对数据也同样很敏感。

  D镇工作庞杂,永远有加不完的班,珍大姐经常带头在办公室加班。我们的材料多得超过想像。我的电脑显示屏上贴满了小纸条,就像厨师往墙上贴菜单一样,炒完酱爆螺蛳,炒肉片,每天忙得仿佛小猫抓尾巴一样团团转。

  每一份材料,珍大姐都要仔细修改,不满意的时候甚至自己动手写。

  她加班,我们也不得不加班。一过晚上9点,我们就像一只只吃了药的老鼠变得笨呆呆,大家私下都在抱怨她太认真。

  抱怨最多的是我。我那时孩子还小,总想早点回家,所以看到珍大姐的办公室电灯又亮起,我浑身都不好了。

  2

  2012年的夏季是我们镇最艰难的日子,历史遗留问题集中爆发,她一个人当家,硬撑着D镇的门面。那些日子,她的办公室经常被人挤爆。大家把她层层围住,像是浪涛包围了一座孤独的小岛,但是她始终有礼有节,甚至苦口婆心地去应对。

  有一次她发烧了,说话都吃力,还接待了一拨集体访。个别性格暴躁的群众,把她的桌子捶得砰砰响,甚至还言辞恐吓。我实在看不下去,喉咙自然就粗了起来。于是他们就调转枪口对我,有人甚至还推搡我。珍大姐见状拍案而起,严肃地表示她会努力去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有人对她工作人员动粗,她不会坐视不理。

  后来那事基本解决了,我却落下“打手”的恶名。我那时很邋遢,长得又黑又胖,还整天戴副墨色眼镜,所以几乎没人当我是文字工作者。

  珍大姐知道后,只是象征性地提醒了一下我:稍微注意点形象!

  她对我的浮躁文风一直不满意,经常亲自操刀把我的那些定语、状语砍得干干净净。

  我有点失落,但是看到改后的文字,又感到有点欣喜。在她的挑剔下,我慢慢改掉了浮夸的毛病。

  “你一定要记住,我们面对的是老百姓,不要写一大堆让人听不懂的话!”

  她要求我这样做,自己也这样做,追求简洁、实在是她一贯的作风。

  3

  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让她难以准时去食堂吃饭。

  有好几次,她去吃饭都没什么菜了,有次甚至只剩下几根大白菜。来自四川的女服务员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说:“我以为你出差了。”但是她却很宽容地吃着大白菜说,要是用板油炒就更好吃了。她是老大石人,她喜欢大白菜里有猪油渣的香味。

  她和女服务员聊起家常,平常一直很严肃的她,此时却像个邻家大姐。

  她在D镇的最后一天,我和驾驶员帮她搬办公室。她把一捆捆书籍、资料从柜子里、抽屉里搜出来打包好,还挑出几本资料送给我。抽屉里还有一些速溶咖啡,她也装进盒子送给我,让我加班的时候可以提提神。她还继续搜着,说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我家小孩的。

  但是却没搜出什么,她显得有点遗憾。

  她收拾东西时,手机一直放在桌上。一个短信点亮了手机的屏幕,我看到屏保是个美丽的少女。她笑笑说,这是她的女儿。她说这句话时,嘴角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此刻她不再是威严的领导,而是一个慈祥的母亲。

  最后,柜子里还有一件预备役军装,驾驶员说这个就不用带了吧,平时也穿不上。她说要带走,留着做个纪念。

  临上车时,她疲惫地看了一眼镇政府橘黄色的建筑物。

  我说:“镇长,以后别这么拼了!”

  她叹了口气,眼里尽是无奈和哀伤。

  前几年,她真的病了。我发了条信息给她,想去看看她。她说不要来了,自己都在外面治病。我那时也忙,以为医学这么发达,这种小病很容易治愈。再说她很强悍,永远是一副击不垮、打不败的模样。

  今年6月24日傍晚,我正开着电动车去菜场买菜。我的师兄阿鑫突然打我电话,说珍大姐病危了。

  我们进入病房看她时,我已经认不出是她了。要不是床头贴着她的名字,我都怀疑我走错了病房。

  但是她听到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来了。

  6月25日凌晨3时35分,她去世了,享年54岁。

  我是看着一个无比坚强的女性,最后像一盏青灯寂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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