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三年困难时期提倡新道德新风尚，受到毛主席的赞扬；

　　●他，曾率先进行新闻改革，创办被誉为新闻改革“试验田”的《报刊文摘》，受到陈云等中央领导的关注； 

　　●他，曾冲破禁区，率先在报纸上恢复商品广告，在中国新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两份报纸开启了他边革命边办报的风雨人生，坎坷际遇斩不断他与新闻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他曾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出生入死；曾在“三反”运动中含冤入狱；也曾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同样是他，曾在三年困难时期提倡新道德新风尚，受到毛主席的赞扬；曾率先进行新闻改革，创办被誉为新闻改革“试验田”的《报刊文摘》，受到陈云等中央领导的关注；曾冲破禁区，率先在报纸上恢复商品广告，在中国新闻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他在离休前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多种领导职务，但他只愿称自己为“报人”。 

　　这位经历坎坷却宠辱不惊的“老报人”就是王维，一位从临海大地上走出去的中国新闻界著名人物。 

　　11月中旬，记者专程赶赴上海，在王老那堆满书报的寓所里，听已经93岁高龄却依然思维清晰的他，讲述那些不能忘却的岁月……

　　在抗日战争中，

　　与新闻工作结缘

　　1937年冬，时年18岁的王维毅然告别家乡，去追寻自己抗日救国的理想，这一走，他的人生命运从此改写。可是谁也不知道，是两份报纸开启了他后来的风雨人生，是抗日救亡的洪流把他锤炼成了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王维原名王茂柏，1919年出生于临海市上盘镇山根村。王维的父母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曾经在上盘创办初级小学。可惜的是，不多久他父母因故将小学转让他人。在王维十岁那一年，父亲病逝，家道中落。王维在本村读了一年私塾之后，由他母亲亲自讲解《古文观止》。1931年，为了让王维学得一门谋生的技艺，他母亲托人将他介绍到临海城内遂生源药栈当学徒。学徒生活是清苦的，甚至连床铺也没有，到了夜晚，搁块门板就当床了。但让王维惊喜的是，药店为了招揽生意，方便等待抓药的客人，订了上海的两份报纸，一份是《申报》，另一份是《新闻报》。就是这两份报纸，成了王维的精神食粮。多少个夜晚，另一学徒呼呼大睡，王维却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读报。后来，王维和几个同伴，自己凑钱订阅由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深受爱国主义教育。在《生活》周刊上多次看到邹韬奋的文章，王维对他产生了敬仰之情，把他当作了楷模，一个成为像邹韬奋那样的新闻记者的梦想，在他心中萌发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维在报纸上看到南京、杭州先后陷落的消息，胸中抗日救亡的激情再也按捺不住。这一年，他离家出走，投身革命洪流。

　　王维先是在当时浙江省政府办的训练班里学习，学习结束后到瑞安县当了一名抗日自卫队政训员。可是在自卫队里干了不久，王维感受不到一点抗战的气息。后来，他加入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建立的“浙江省政府直属战时政治工作队”。正是在政工队里，王维认识了很多进步人士。他们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在敌占区和前线，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支持军队抗战等工作。在这时期，王维开始壮着胆子向报纸投稿，屡被录用。不久，他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合办了一张名为《大家看》的手抄报。后来，王维被调到吴兴县（今湖州市）担任县政工队副队长。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挤出一点办公经费，办了一张四开二版名为《反扫荡》的油印小报。这两次办报经历，让王维积累了最初的新闻工作经验。在这期间，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1年春，王维离开政工队，到《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开始正式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民族日报》由地下共产党员王闻识创办，在抗战前期，是一家很有影响的进步报纸。王维一开始做总编辑助手，帮总编辑整理电讯稿，选出地方要闻稿、拟出标题等，之后主编过地方新闻、国际新闻版。

　　在《民族日报》仅仅工作了三个多月，王维被捕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压下了一篇反共新闻，这引起了浙西行署的注意。他们弄出了一份吴兴县县长方元民控告王维有“经济问题”的电报，对王维进行扣押。后在社长曹天风的活动下，被保释回报社。考虑到王维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上，继续在《民族日报》有可能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在地下党员吴梅等同志的帮助下，他潜离天目山地区，经上海到苏南参加新四军，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当时王维所在的部队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三团，政治处主任是彭冲。彭冲在听取王维有关浙西情况的介绍后，鼓励他写文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嘴脸。1941年到1944年初的三年中，根据工作需要，王维有时担任部队报纸编辑工作，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参加过石印报纸的编印工作；有时从事部队的其他工作，先后担任过民运工作组组长、连政治指导员、团宣教干事等职务，后来还曾被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发现，调到他身边做侦察参谋。虽然没有正式到报社工作，但王维一直没有改变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他的这些经历，对他日后重回新闻岗位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1944年初，王维调到新华社苏北支社（后改为分社）当记者。在此期间，他亲自参与了强攻淮安城的战斗，写下了一篇来自战场的鲜活的报道，经新华社华中总分社转发，延安《解放日报》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发表。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王维就这样从一个新闻战线的“游击队员”成长为“正规军”，结下了他与新闻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在“三反”运动中，

　　成了安徽第一“大老虎”

　　解放战争时期，王维一直坚守在新闻战线上。在新华社苏北分社，他从普通记者干到了代理社长，因工作需要，后来调到《新华日报》华中版当副总编辑。1948年，王维跟随着曹荻秋部队，到原淮南淮北地区创办《江淮日报》。在淮海战役时期，《江淮日报》集中力量宣传这个伟大的战役，有“王维办报，天天打黄维”的趣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江淮日报》进入蚌埠市，不久报社迁到合肥，改名《皖北日报》。新中国成立后，王维等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终于告别了战争的硝烟，信心百倍地开创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可是，让他怎么也无法预料的是，仅仅两年后，一场飞来横祸不仅暂时中止了他热爱的新闻生涯，还差点让他丢了性命。

　　1951年，一场“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反”的内容是反对党政机关和解放军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其中突出反贪污，又叫做“打老虎”。当时，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本来，王维是可以不参加这场运动的，当时组织上已经决定把他从安徽调往上海工作。在此之前，中央决定皖南、皖北合并，恢复安徽省的建制。两家区党委机关报——《皖北日报》和《皖南日报》合并成《安徽日报》。合并前，王维担任《皖北日报》的社长、党组书记兼总编辑。合并后，王维在《安徽日报》已经不担任领导职务。他和一道接到调令的爱人杨琪华，包扎好自己的图书、杂志和报纸合订本等，准备带着孩子奔赴上海，开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就在这个当口，情况发生了变化。

　　“三反”运动开始后，安徽省委希望王维暂时留在合肥，参与领导《安徽日报》的“三反”运动。一向以工作为重的王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省委交给的任务。“三反”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平和，主要是自我检讨。不久，运动声势变大了，特别是“打老虎”动起了真格。别的单位接连打出“老虎”，捷报频传，而《安徽日报》连一只“小老虎”也打不出，显得落后。在旁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安徽日报》算是个人财两旺的单位，进出的钱物之多，在省级单位中是很突出的。这样的“肥水”单位打不出一只“老虎”，引起了安徽省委领导的关注。为了加强对报社“三反”运动的领导，1952年2月中旬，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桂林栖亲自来报社督战，大有不打出“老虎”决不罢休之势。

　　桂林栖一到报社，就找了主持报社“三反”运动的副社长钱丹辉谈话。钱表示决心，向桂承诺打出几只“大老虎”和“小老虎”。当桂林栖找王维谈话时，感觉王维对“打老虎”的认识明显不如钱丹辉深刻，决心不大，对王维很不满意，批评他思想右倾，要他检讨。可是，王维的检讨依然没有取得桂林栖的理解和信任。不久，王维在报社“三反”运动中“靠边站”了。这对于已经接到调令的王维夫妇来说，倒也是乐得清闲。他们在家时读读书，织织毛衣，等待着离开安徽的那一天。

　　可是，他们等到的却是一场牢狱之灾。1952年2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正在灯下读着《列宁生平事业简史》的王维和正在编织绒线衫的杨琪华，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带离了家门，押进了报社礼堂。和他俩一起被捕的还有报社经理部经理胡君良同志。当他们听到桂林栖以胜利者的姿态高声宣布报社“三反”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一个以王维为首的大贪污、大盗窃集团已经破获时，他们惊呆了。之后，他们被带到两个房间，分别看管起来。尽管有震惊、委屈、不解等种种复杂的情绪，王维与杨琪华那时还抱着“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信不久组织就会调查清楚，还他们清白。

　　事情的发展根本不是王维和杨琪华所能预料的。当时，急于打出“老虎”的桂林栖等人，已经导演了一场足以让王维无法翻身的大戏。3月6日上午，一场由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主要领导亲自参加的“安徽省直属机关坦白检举大会”召开了。令王维和杨琪华惊讶的是，昔日报社部分同事，上台检举揭发“大贪污犯”王维的“罪行”，王维、杨琪华、胡君良在会上被宣布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尽管在会场上高喊“我没有贪污”，尽管在被当作重犯要犯关押时写信给安徽省委和华东局申诉冤屈，王维和杨琪华的力量却是如此微弱，他们不会想到，正陶醉在打出“大老虎”胜利果实中的曾希圣、桂林栖等人，非但不理会他们的申诉，反而向华东局写报告，要求判处王维死刑，判处杨琪华、胡君良无期徒刑。桂林栖和钱丹辉等人，还编排好了一张对开报整整四个版的报纸，三个版文字已打出大样，只等华东局批准，公审、处决王维时大张旗鼓地宣传。那时候，死神和王维离得如此之近！

　　幸运的是，此时中央规定判处死刑要报政务院批准。安徽省委把要求判处王维死刑的报告上报华东局和党中央。华东局和党中央都认为证据不足，非但没有批准，反而要安徽省委认真查对核实 。负责此案的宋孟麟等人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实，最终认定这是起假案。1952年9月中旬，在监狱中受苦近半年的王维和杨琪华终于重获自由。

　　虽然安徽省委只用“王案撤销”几个字一笔抹去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在公开场合和有关媒体上挽回王维和杨琪华的名誉损失，王维夫妇还是听从了组织的安排，带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对事业的一腔热忱， 踏上了新的工作征程。

　　在文革中，被张春桥陷害

　　1952年10月，王维来到了上海，进入华东局宣传部工作。1954年冬，调到《解放日报》担任副总编辑，负责夜班工作。当时的总编辑是张春桥。在王维的记忆中，张春桥虽然平时总是不露声色、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对夜班的工作还是关心支持的。他晚上九时左右回家之前，常到王维的办公室来坐坐，问问还有什么问题。1955年，张春桥调出了《解放日报》，到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当部长，王维和他没有了工作上的接触，但他们两家住楼上楼下，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两家的小孩也经常一起玩儿。虽然王维从来没有与张春桥表示过主动亲近的态度，但毕竟是老同事、老邻居，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文革”的关键时刻，张春桥会翻出“老三反”的旧账，恶意陷害自己。

　　1965年冬，王维离开工作了11年的《解放日报》，调上海市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次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已经离开《解放日报》的王维不能幸免，成为了解放日报社的批斗对象。

　　1967年秋，毛主席号召大联合、三结合，要“解放”一批干部，结合进领导班子。由于王维“靠边”已久，在文革初期没有参与搞“资反路线”，报社的造反派想“解放”和结合他。他们考虑，张春桥在《解放日报》当总编辑时，王维是副总编辑，后来王维任第二总编辑时，姚文元是编委。有了这层关系，张春桥应该会同意起用王维。不料他们提出建议后，张春桥不表态。他们摸不清上边是什么意思，可能一时也没有其他合适人选，第二次去请示张春桥。这回，张春桥发话了，他说，你们怎么对王维这样感兴趣？他们一家对党和毛主席都有刻骨仇恨。

　　张春桥的这一句话，一下子把王维推向了风口浪尖。报社的造反派为了表示立场，对王维重新批斗，并且把批斗升级加温了。王维被扣上了“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说他一面认罪检查，表示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面“刻骨仇恨”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加重揭批的分量，造反派又说王维“私藏”三张大样，是准备蒋介石反攻大陆时向蒋匪报功。就因为这三张大样，王维的家被造反派抄了个底朝天，可是，他们一无所获。造反派不甘罢休，1968年初，未经任何手续，造反派把王维和杨琪华分别关押在单位，不准回家，即所谓实行“隔离审查”。

　　这要命的三张大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和 “三反”运动有关。1952年，在王案撤销，王维离开合肥赴上海任职的前夕，《安徽日报》资料室的负责人单侃来省委招待所为王维送行，他带来了三张《安徽日报》没有付印的大样。当年曾希圣、桂林栖等人向华东局和党中央打报告要求判处王维死刑后，以为此案十拿九稳了，他们一边等待中央批复，一边筹备召开公审大会。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安徽“三反”运动的这一重大“胜利”，他们提前把有关新闻写好，组版打好了三张大样。王维冤狱平反后，这三张未能付印的大样，就锁进了报社的资料室。

　　收到单侃送的三张大样，王维和杨琪华其实并未细看，他们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再看也没什么意思，何况看了还会引起伤痛的回忆。后来，在一次搬家中，他们把三张大样烧掉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三张早已被他们忘记的大样，却成了造反派污蔑他们的把柄。那么，造反派又是如何知道三张大样的故事的呢？王维一琢磨，这事肯定与张春桥有关。张春桥还在《解放日报》当总编辑时，有一次编委会成员过党组织生活，党内同志坦诚交流思想。王维谈到了“三反”运动时的个人遭遇以及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其中他提到了三张大样。他说这段历史的本意是检讨自己的思想，真心希望从往事的阴影中彻底走出来，没想到张春桥听了却记在了心里。时隔多年，把这个拎出来作为王维“对党和毛主席刻骨仇恨”的罪证。(下转周刊第2版)

　　(上接周刊第1版)三张大样虽然没找到，王维作为张春桥口中“对党和毛主席刻骨仇恨”的“反革命两面派”，依然逃不过受到迫害的命运。接下来近7年的时间，王维的生活就是在一次次的隔离审查、批斗和监督劳动中度过…… 

　　重返《解放日报》，为新闻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文革”后期，王维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党委常委、编辑部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被上海市委任命为出版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做了几年出版工作，王维有点喜欢上了这种相对宁静的工作环境。但他那颗曾经因为新闻事业而热切跳动的心，却有点隐隐的痛。这痛来自如今的《解放日报》。因为“文革”中是“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是“重灾区”，《解放日报》一度从党报变成了帮报。在“文革”时期，它完全抛弃了党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违背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报社内部的关系也搞得很复杂。粉碎“四人帮”后，《解放日报》像一位身染沉疴的老人，各方面都需要调整和改革。作为一个在《解放日报》工作过多年的报人，王维的心怎能不痛？其实，上海市委领导也在考虑重整《解放日报》，谁可以扛起这样的重任？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王维身上。 

　　经历过短暂的犹豫，最终还是对新闻工作的热爱战胜了“工作难做”的担忧，1978年2月，王维接受了上海市委的任命，回到了《解放日报》，担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 

　　清查人事、重建报社党委、调整和充实干部……王维在最短时间内理顺了报社的运行体系，开始着手新闻改革。为了让读者及时看到报纸，他首先把出报时间提前，改变日报晚出的局面。针对当时报纸普遍存在的“报纸杂志化，新闻文章化，国际新闻无新闻”的状况，王维决心彻底改变报纸新闻面貌。经过与其他领导同志商量，1978年11月，在第一版开辟“短新闻”专栏。王维亲自提笔，以编者的名义，写了篇提倡短新闻的短文，同时发表近10篇短新闻。这些短新闻长的百多字，短的仅几十字，写的都是发生在昨天、前天的事实。短新闻专栏开了一些时间后，读者好评如潮。 

　　1980年，在王维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下，《解放日报》创办了《报刊文摘》，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没想到，《报刊文摘》一炮打响，发行量一增再增，从最初的限额发行5万份，到最多时的300多万份；发行的范围一再扩大，从只许党委成员、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和党内高中级知识分子订阅，到在全国范围内发行。陈云同志看到《报刊文摘》后十分关注，叫办公室同志打电话，要求每期寄去两份。 

　　王维非常重视群众工作，他亲自联系群众工作部，希望通过群众工作，从中了解基层工作和群众生活的实情，在宣传中央和市里的方针政策时，尽可能做到切合实际、有的放矢。同时，尽可能多让那些来自读者的、活生生的材料见诸报端，使报纸更贴近群众。为此，他每天坚持亲自处理三封读者来信，安排时间参加群工部每周的工作汇报会等。《解放日报》真正向群众敞开了大门，许多有质量的群众来信登上了报纸头版（有的是头条）的显要位置。《解放日报》重新成了群众喜欢的报纸。 

　　1983年，王维从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改任党委顾问，直到1995年离休。 

　　离休后，王维依然关注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依然对报纸倾注着深厚的感情。他每天的必修课是读报。《解放日报》社为离休老干部订了多种报刊，在此之外他还自掏腰包订了十多份报刊。本来，他可以颐养天年了，但他的心每每在读报的过程中无法平静。在采访过程中，他多次沉重地对记者指出：“联系群众是党报的优良传统，办报如果脱离了群众，报纸的公信力就会下降。”说到动情处，他还流下了泪水。作为一个从临海走出去的“老报人”，他关心家乡报纸。每天抽出时间看《今日临海》，对《今日临海》上发表的文章，他一篇篇地认真读，仔细看。他喜欢《括苍周刊》，对《括苍周刊》最近推出的体验式报道予以肯定。他提到《括苍周刊》11月11日刊发的《那山那人那狗——我的护林员生活体验》这篇文章，称这是真正的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报道。他希望以后能在《今日临海》上看到更多反映群众生活的报道。“办报一定要为群众服务”，这是他践行半个多世纪的办报准则，也是他坚持一生的新闻良知。 

　　如今，王维已经93岁高龄了。在新闻工作的前线，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谁又能否认：他的心，仍然与新闻事业一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