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临海市博物馆对巾山西塔进行落架大修时，发现该塔外表虽为清式，但塔体实为宋物，从出土的塔砖铭文可知，西塔的始建年代为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临海市博物馆保存有其时采集的两块宋代佛像砖。其中一块佛像长8.8厘米，宽5.1厘米，佛像阳线隆起，双手合十，全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头顶有肉髻隆起，耳垂长至下颌，面露微笑，像后有头光与背光。下为长方形铭文框，内有“弟子徐大造此永充供养”诸字。（图一）另一块佛像砖略扁，上端圜角，佛像高10厘米，宽7.6厘米，佛像造型与前一块基本相似，由于五官线条更为清晰，神情意态稍显不同。

　　这两块佛像砖从图像到文字都显示出浓郁的世俗生活化甚至是平民化特征。佛像线条粗简概括，神情亲切直白，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存在，而是宛若人世间的慈祥父母，带给人心灵的抚慰。从佛像的审美倾向及铭文字迹可以判断，砖的制作者是一位民间工匠。铭文上所刻信徒名字没有深厚的文化含义， “徐大”其人也应是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平民。佛像砖为平民而制，亦为平民所欣赏。这两块塔砖反映了佛教在宋代平民社会的存在情形。

　　宋代佛教信仰的世俗化不仅反映在一般的平民社会，也体现在士大夫阶层中。士大夫阶层的佛教艺术可以法常的水墨观音画《白衣观音》为代表，所绘白衣观音静坐于山崖水边，形象纯朴，一如农妇，双眼微睁，透出对人世间的悲悯和关怀。画面静止在当下的永恒，蕴含着深沉的禅意。（图二）可以看出虽然士大夫阶层的佛教艺术在审美倾向上与一般平民社会存在极大的差距，但都是不同人群以自己的方式将佛与自身的存在相融合的产物，本质上都是佛教的世俗化。

　　宋代佛教的世俗化是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东汉以降，士族门第兴起，至于隋唐，士族掌控政权，把持官场，具有经济特权。他们垄断文化资源，世袭文化上的优势，即使其子弟不学无术，但在教育不普及的社会中，一般平民仍无法与其抗衡。佛教自东汉初传中国以来，信奉者大多为社会上层人物和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族。他们致力于经典的翻译，义理的探究，而这不是一般民众的文化素养所能理解、深入的，因而佛教在平民社会中的影响也有限。隋唐时期，士族已趋于衰落，至宋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科举考试制度的全面实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快。科举出身的人成为官僚主要来源。而官僚的背景又是多层次的，是趋向于民众的，不是社会上层所能垄断。此时，平民有更多机会上升到统治阶层。由此，文化资源也由少数人垄断变为大众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中国佛教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从唐中后期即已发端。六祖慧能大师(638—713) 创立了“新禅宗”，取消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差别，认为每个人皆有佛性，“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坛经·般若品》），都有成佛的可能，使一般民众也具有了成佛的希望，体现出一种面向平民的入世精神。慧能大师声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坛经·机缘品》），高深义理并非成佛所必须，“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唯有向内心领悟，体认自己心性、自性，便可领悟得道，当下成佛。可以看出慧能大师佛教变革的基本方向就是世俗化与平民化。至宋代，佛教已在平民社会中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以致 “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一般民众到寺院佛窟，烧香拜佛祈福，或在家念佛以期往生西方。士大夫参禅悟道，切磋学术，领略禅学的高雅空灵，精微动人。

　　无论是汲汲于营生的升斗小民还是追求精神生活的士大夫，生命总难免于苦。每个人都需要心灵的安慰。佛陀的教诲本是超脱人生苦难的修行，误而衍为像教，便也是一种慈悲。无论人世如何艰难，你身处何方，那微笑为你入世，一直都在，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