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稍具文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其中活字印刷术,是宋朝毕昇发明的，被誉为人类的“文明之母”。然而，至少在1943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中国前，我们国人没有一个知道这些事，连本国的教科书，还把活版印刷的发明，说成是荷兰人科斯特。

　　“谁是活版印刷术的发明者？这个问句的答语，至今尚是历史的一个疑团。但是我们大多承认，荷兰人科斯特，乃是第一个完成此术之人。”①这段话就赫然写在民国时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里，此书作者陈衡哲,是当年第一批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留美的女生，在美专修西洋史6年，回国后在北大执教,为中国的第一个女教授，当时连她都这么认为，何况一般的国人？

　　四大发明，能够冠名道姓归之于中国，实在要感谢西方的巨人。文艺复兴晚期，巨人培根于1620年完成了《新工具》一书，提到发明对人类贡献时写道：“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②。两百多年后，巨人马克思对三种发明的作用做了进一步阐发：“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③

　　当然，谁都不知道三种发明是哪个国家的。

　　1943年，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中国考察科学技术史，发现300多年前培根所说的“三种发明”加上造纸术，原本都是中国古代发明的，这一发现公之于世，震撼了世界，极大增强了正值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李约瑟回到英国，继续收集资料，详细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陆续出版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末了，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④

　　这就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谜题，谜题的答案，直到大师1995年辞世，东西方也没有找出来。

　　面对科技史上的活版印刷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中国学者，与从未在中国留学的西方学者，怎么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

　　我国的科学技术史，在李约瑟之前，处在西方人从不关注，自己人也不在乎的境地。（我国官方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到1982年才姗姗迟来。）倒也事出有因，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一百多年间因落后总是挨打，外国人、自己人谁会重视一个落后国家的科学技术史？即使留洋的中国学者，看到了《新工具》这本科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巨著，也很难将伟大的三种发明与落后的祖国沾边。

　　四大发明虽是我国古人创造，然而冠名、评判及考察，皆为西方人；上世纪，本国的学术大师竟然不认得先人的发明，科学技术曾长期落在西方人后面，说起这些，身为现代中国人, 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同身受，愧对先人，于是，试着想解开李约瑟的科学谜题。

　　我把培根、马克思对三大发明的评判和李约瑟的设问链接起来，他们分别代表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后工业时代，内容居然是联贯的，真是巨人所见略同!现以磁石为例，看它何以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它最早记载于公元前三世纪《管子》“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⑤，因它的吸铁功能，就像慈母吸引着子孙，先贤们美其名“慈石”，又因它是铁石类，才改为磁石，并磨制出了能够指示南北方向的磁石--“司南”；通过长期不断改进，到宋朝时成为应用于航海技术的指南针，航海家们依靠它犁出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15世纪，明朝的郑和曾七下西洋。指南针约13世纪传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航海家们掀起了大航海时代，便有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22年，麦哲伦率领的船队通过3年航行，第一次证实了地圆学说。一个明晰的地球概念，为21年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横空出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一学说是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然而，对于磁石指南的奥秘，我国古代一般认同于方家们的阴阳五行作用；文艺复兴时期晚期，英国女王的私人医生吉尔伯特通过多年研究，揭示了磁罗盘指示南北的地磁场原理，于1600年发表《论磁体》一书，奠定了地磁学基础。

　　上述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磁石在中国1900年间，主要表现出技术上的使用功能，与重大的科学发现无缘；而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就成了巨人们证实、发现有关科学学说的工具、手段，自身的神秘面纱也得以真正撩开。

　　指南针到了西方人那里，地圆学说、地磁学说这些科学巨论的证实、发现，偏偏集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难道是文艺复兴运动使然，她对于科学的复兴竟有如此魔力？

　　中世纪（约公元前4世纪-14世纪初），教会统治的欧洲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被人称为“黑暗的中世纪”。14世纪初，诗人但丁以佛罗伦萨行政执政官的身份，担当起复兴意大利民族和文化的使命，摆脱教会的统治，他的代表作《神曲》不仅艺术成就超越了前人，主题上更是突破了教会设置的思想藩篱；另一位桂冠诗人彼特拉克更是针锋相对地指出：人性对立于神性，“人学”对立于神学，开创了人文主义，其诗集《歌集》成为打破教会思想枷锁、开启人的身心之门的代表作，他是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些人文主义作品在欧洲广泛传播，极大促进了人性和思想的解放，催生了大探索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新大陆的发现、地圆学说的证实，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14世纪上半叶（元末明初），中国出现了推翻元朝统治的民族复兴运动，罗贯中、施耐庵两人在自己效力的农民起义集团失败后，完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古典小说，后又出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前者借兴复汉室名义，复兴汉民族，这些作品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宣扬“忠、仁、义”等儒教核心的价值观。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无法掀起文化复兴，当然也未能向科学复兴转化升级。

　　回头看看郑和下西洋，则是在海禁的大背景下奉旨出使，莫说七下，就是十下西洋，也不见得能够自主去作环球探索远航。

　　由此，情况渐趋明朗：中世纪之前，中国因为拥有四大发明，执技术之鞭领先于西方；而到了文艺复兴运动，西方开始执科学之鞭领先于中国。

　　东、西方不同的民族，在相近的时间点，一同在复兴起跑线上起步，西方因为有了但丁、彼特拉克、哥白尼、培根等巨人，他们视复兴民族、复兴文化或复兴科学的使命为己任，经过约300年文艺复兴，努力将东方传来的技术之鞭，转化为科学之鞭，带来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各个领域的复兴，复兴这条主线贯穿于整个文艺复兴。诚如恩格斯评价文艺复兴时说的“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自然辩证法导言》）。拥有四大发明的中国，自中世纪以来，像彼特拉克、哥白尼、培根、牛顿这样的巨人迟迟难觅身影，无法将技术之鞭转化为科学之鞭，长期在民族复兴的层面踏步。联系李约瑟的那番话，恰恰点中了中国、印度这些文明发源地的要害。

　　综合上述，我们不难发现：文艺复兴，实则包括民族复兴和科学复兴的多重复兴。科学既反映事物的真实表相，又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它的复兴，意味着民族复兴能够循因某种规律不断向前迈进。

　　文艺复兴运动结束，西方顺势迈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道，掀起了新一轮复兴，直至今天，长期领跑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

　　当下，我们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同样需要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中国是怎么落后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能让巨人涌现？巨人们究竟施了什么魔法，使得中国绽放的技术发明奇葩，却在西方收获科学的累累硕果？从民族复兴到科学复兴的成功，是否存在尚未被人发现的复兴规律？……这一揽子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弄得清清楚楚，找到了准确的答案，民族复兴那个长久的心结就解开了，科学史上的李约瑟谜题自然便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