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冬天，我出生在杜桥镇桑园村。
家门前有一条狭长的河流，这条河被叫作长塘头。记忆中的长塘头水极清澈，清晨，便有勤劳的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服，错落有致的捣衣声响彻整个村庄。一到夏天，这条河就特别热闹，男人们泡在河里消暑，女人们也领着孩子们来河边洗澡。30多年前，孩子们冬天几乎是不洗澡的，只有到了夏天，才可以到河里痛痛快快洗个澡。冬天，我们被厚厚的棉袄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不洗澡，有时背上特别痒，但小手又够不着背，于是便学着猪圈里的猪把背贴在墙上，使劲磨擦着墙，有时还真能止痒。头发也是很少洗的，几乎所有的孩子头上都会长虱子，我们家有四个姐妹，一有空，便互相帮忙在头上捉虱子。但虱子是永远捉不完的，繁殖能力特别强。有些父母图个省心，便把男孩子剃成光头，女孩子的头发也被剪得短短的。记忆中最早的洗发水叫海鸥，通常装在棕色的大玻璃瓶里，有一次，我的伯母把它当成了酱油倒进了锅里坏了一锅菜，被大伯骂了好几天。因为不讲卫生，很多孩子的肚子里都生了蛔虫，粪坑里经常会看到令人作呕的蛔虫缠绕在一起。有一种彩色的宝塔糖可以驱蛔虫，我很羡慕那些有宝塔糖吃的孩子，为了能吃到宝塔糖，我偶尔也会跟父母撒谎，说自己的肚子疼，要打蛔虫。于是妈妈便给我几分钱买宝塔糖，记忆中的杜桥国药店柜台很高，我踮起脚还总是够不着，买到糖后，我便忙不迭先往嘴里塞一颗，便欢欢喜喜地回家了。如今宝塔糖早已销声匿迹，在物质极度贫乏的上世纪70年代，这种彩色的宝塔药丸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一份甜蜜。
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里面还养着几只鸡和一头猪。每天早上，妈妈从炉灶里掏出一些柴灰，撒在鸡粪上，再用竹扫帚扫干净。稍不留神，鸡会跳上饭桌偷吃食物，吃完后还不忘在桌上拉泡屎留个纪念，只要被我发现，我便抄起扫帚把它们轰得四处逃窜。家里养的猪也很不安分，从小便在猪圈里练跳高，养了几个月后，纵身一跃便可跳出猪栏。有时候忘了喂猪食，它便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觅食，桌椅板凳被掀得四仰八叉，烂泥地也被拱得凹凸不平。我是最恨它这副德性的，把门一关，用烧火棍对着它的背便是一顿痛打，有时逼得它太急，它便破门而出，落荒而逃。
阿庆嫂家离长塘头最近，她家的西侧门就是晒谷场。晚饭后，她家便是村里最热闹的。男人们吸着烟悠闲地迈出家门四处溜达，最终的目的地还是阿庆嫂家，女人们把孩子哄睡后也会赶来凑个热闹，很多人来这儿的目的是听小狗伯爷讲白搭。小狗伯爷看过很多书，会讲很多故事。讲到精彩处便会唾沫乱溅，眉飞色舞，他很幽默，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其实有些故事他讲了不知多少遍，但我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我的家就在阿庆嫂对面，有时我也会跟着阿爸去听他讲白搭,听到好笑的地方便抿着嘴笑。
晒谷场是孩子们的乐园。晚饭前，那儿是最热闹的。阿爸们用柴刀把一小段圆木削成圆椎形，再在底下嵌入一颗钢珠，我们把这种玩具叫做“打不死”，其实就是陀螺。细细的绳子抽打在陀螺上啪啪作响，陀螺在水泥地上转出优美的弧线。有时候两个“打不死”会撞到一块儿，势弱的“打不死”打几个趔趄，摇头晃脑几下后便倒下了。女孩子们喜欢把橡皮筋套在两条凳脚上跳绳；还有一些女孩把柔软的腰肢向后弯成90度，比一比谁弯的时间长，这时有调皮的小孩在她们的肚脐上挠痒痒，这“桥”便塌了。我最喜欢和小伙伴玩“木头人”的游戏，“散、散、散，我们都是木头人，不准讲话不准动！”谁要是发出声音或身体动了一下就输了，游戏会重新开始。夜幕降临，晒谷场上传来妈妈们悠扬的呼儿唤女声，我们便回家吃饭了。秋收后，晒谷场上会堆起很多个高高的草垛，那是我们夜间捉迷藏的好地方，还有一些鸡会躲在草垛里生鸡蛋。阿爸们把潮湿的稻草根堆在晒谷场，烧成灰烬作为来年的肥料。晒谷场上升起呛人的袅袅白烟，我们在灰堆里撒下一把谷粒，不一会儿，谷子便噼噼啪啪炸开了花，别提有多香了！有时候放几个芋头或红薯，还没熟便给扒拉出来，左右手互相倒腾着散热，有些性急的小伙伴把皮一扒，张嘴就是一口，烫得呲牙咧嘴也舍不得吐出来。到了年末，村里往往会请戏班子过来唱大戏，晒谷场上搭起戏台子，台下密密麻麻摆放了很多长凳子，晒谷场被竹席包围起来，邻村的必须买票入场看戏。阿庆嫂家成了戏子们的化妆室和食堂。我们常常挤在阿庆嫂家看她们吃饭和化妆，村里给她们提供的伙食极好，那油汪汪的大块肉常令我们垂涎三尺。我在幼年时有很多梦想，其中一个梦想就是能站到戏台上唱戏。闲暇时，我常常躲在房间里学唱戏，没有戏服，我便把长毛巾接在袖口当水袖，一个人自娱自乐。通常我看戏是坐不久的，不到八点钟便嚷着要回家，眼里却盯着后边的馄饨摊。有时候妈妈为了哄住我，便给我买一碗馄饨提提神。在寒冷的冬夜能吃到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至今想来仍觉得温暖和惬意！
1979年，我和姐姐一起入学。那一年，经学校组织，我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啊，摇篮》。我深深地被这部电影吸引了。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得爱上了电影。但是，那会儿看电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每到周末，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去电影院转悠。电影院前面有个旧书摊，一分钱可以看好几本小人书，我对阅读的爱好也许起源于这些连环画。电影结束前几分钟，大门会提前打开。我便乘机溜进去看一会儿。有时候心痒难耐，于是就想到了逃票。杜桥电影院入场时是不用检票的，于是在电影开始的十几分钟内，我们可以大胆地坐在那里一饱眼福。当黑暗中有手电筒的光在晃动时，我们就知道要开始检票了，于是没票的小孩子都从东侧门鱼贯而出，躲到厕所里逃避检票，厕所里经常人满为患，我们挤在臭烘烘的厕所里心惊胆战，生怕被检票员发现。但有一次我最终还是被检票员逮住了，我被他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这个耳光让年少的我感到无比屈辱，也打碎了我的电影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迈进过这家电影院。多年后，我在街上邂逅了当年的检票员，心中还残留着对他的恨意。
1983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学校也行动起来了。放学后，我们几个孩子组成一个小分队，跟在班主任后面在村里宣传计划生育政策，一路走，一路喊“计划生育政策好，生男生女都一样”。公社要求育有二个子女的妇女都必须做结扎手术，在放学的路上，我经常看到做完手术的妇女躺在担架上被抬回家。我们家没有男孩，这让妈妈一直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妈妈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幻想着下一胎是男孩。那是一段灰暗的日子，我家成了有名的钉子户，公社经常派人来我家搞突击检查，只要在路上看到这些人，我的心就咚咚直跳。后来，我妈的陪嫁木箱子也被他们用手拉车拉走了。终于有一天，我妈在路上被他们一眼认出来，妈妈吓得拔腿就跑，几个工作人员跟在她后面追，我一边哭一边捡起路边的石头扔他们。一路狂奔，妈妈的鞋子跑丢了一只，最后躲在隔壁村的一口大水缸里才得以脱身。第二天，公社又来人了，要抓阿爸去做结扎手术，这时候，绝望的妈妈挺身而出，抱着一条被子去医院做了手术。
1984年，电视剧《霍元甲》开播的时候，阿庆嫂家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因为根法阿公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晚饭后，大人小孩都涌到他家看电视。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激情澎湃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啊…”根法阿公家没有院子，电视机就放在二楼的卧室。卧室仅容得下十几个人，去得晚了，只能站在楼梯口看。阿爸是个电视迷，几乎天天晚上去他家报到。我有时候贪玩，到他家时，门已经关了。我便在他的家门口徘徊，有时候鼓起勇气冲着楼上的窗户喊，“阿爸，帮我开一下门！”阿爸听到了便会下来开门。有时候大约是电视太精彩了，即使有人听到喊声，也没有人愿意下来开门，于是我便怏怏不乐地走回了家。1985年，阿庆嫂的二女儿要出嫁了，她们家买了一台电视机，为了让画面更好看，她在电视屏幕上贴了一张五颜六色的玻璃纸，这便是最原始的“彩色”电视机。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行时，我们家也买了电视机，从此，阿爸也结束了跑东跑西看电视的日子。我们把天线绑在一根大竹竿上，安装在房屋顶层，风一吹，天线就歪了。当屏幕上出现密密麻麻的雪花点时，我便噔噔噔爬上楼，用力转动那根大竹竿，直到画面变得清晰。至今，我仍然对根法阿公心存感激，是他的电视机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给辛勤劳作一天后的父老乡亲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食粮。
“民以食为天”，有人说，如果食物是天，那么零食就好比天上的星星。没有零食，天塌不下来，但生活一定会变得像白开水般寡淡乏味。比起在饥馑中度过的60后，70后是幸运的，我们没有饿过肚子，但我们和他们一样缺零食。如果当时有人贩子，不知有多少小孩会被一颗奶糖哄走。春天的杜鹃花瓣、夏天的野草莓、秋天的山乌嘴、野毛楂，都是大自然恩赐给我们的天然零食，但这些远远解不了我们的馋。记得有一个卖叮头糖的老头隔几天便把挑担歇在晒谷场，一边把拨浪鼓拨得咚咚响，一边吆喝着我们拿塑料旧铁换他的糖，家里能换的东西早就换光了，眼看那老头要走了，我急中生智，把没用完的牙膏挤出来，用这个牙膏壳换成了糖。在杜桥，新房子上栋梁那一天，为图个吉利，主人会让木匠把红色的小榔头和花生饼干糖果等小零食从屋顶抛下来，我们时刻关注着家家户户房子上栋梁的日子，一有消息便奔走相告。第二天，小伙伴们便早早的在新房外面翘首以盼了，红口袋被吊起来放在大梁上，老木匠先中饱私囊，把自己所有的口袋塞满零食。终于开始抛了，一大把的零食从天而降，我们一哄而上，在空中接或者捡散落在地上的。有时脸颊和脑门被糖果砸得生疼却咧着嘴幸福地笑了。
回忆是美好的，因为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人生如白驹过隙，40多年就这么过去了。岁月的洪流，卷走了青春，卷走了年华。我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童年的记忆也会越来越模糊。谁知，近几年，无数张记忆的碎片经常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组成了一幅幅看似苦涩却又回味无穷的画卷。于是，近日忙里偷闲，重拾部分珍贵的童年碎片，愿看过此文的70后对生活少一份抱怨，更加珍惜今日美好的生活。